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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年以来，我国能源基础科研领域好消息不断，一批诞生于高校的成果引发关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武汉大学联合攻关，首次将光电极使用寿命由“小时级”提升至“月级”，成功突破传统光电制氢装置的效率和可靠性瓶颈；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研发出超长寿命、高效制氢新技术，使低成本大规模制氢成为可能；兰州大学创新研发的二维仿生膜破解从卤水复杂体系中经济、有效提取低浓度铀酰的难题，为海水提铀提供高效、可持续的技术路径；西湖大学结合钙钛矿与铜铟镓硒材料，使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3.4%；复旦大学结合人工智能和有机电化学，设计出新型锂载体分子，让废旧电池重获新生……

　　这些重大突破、重要进展令人振奋，同时也反映出，不管是光电制氢、低成本高效制氢，还是柔性叠层太阳电池、铀资源高效回收、废旧电池再利用，都直指我国能源产业当下的前沿领域和全新赛道，直接关系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革命这样的顶层战略。可以说，在全球能源革命浪潮方兴未艾、我国以绿色发展着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这些成果不仅展现了中国能源领域基础科研厚积薄发的实力，也彰显出能源行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后劲。

　　不过，高校科研的后劲足不足、价值大不大，并不能简单囿于一间实验室或一次成果、一篇论文、一个参数，更大程度上，还要看其能不能构建起与能源产业相关的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良性循环，尤其要看其有没有真正应用到能源生产和消费一线，并形成有效输出和反馈，惠及产业、造福社会。就像很多科研人员所言，科研项目转化率与自身定位和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必须一开始就瞄准市场靶心，实施“靶向”攻坚。

　　事实上，近年来能源行业的诸多示范工程、创新成果，不乏孕育自高校、生长于一线、收获在项目的典型案例——

　　2023年投入商运的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来自清华大学几代科研工作者在高温气冷堆技术领域的研发成果；华北电力大学牵头研发的海上风电场智能运行控制系统成功投入工程应用，发电量提升获得权威认证机构；上海交通大学科研项目产业化孵化出多家氢能企业，其研发生产的双极板、膜电极、电堆等氢能产业上游核心部件已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能源转型，百花齐放。作为科技创新的重镇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策源地，高校的科技创新力度在加强，出成果频度在加快，但众多成果要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仍有一些堵点。比如，高校和企业两头脱节，科研与需求链接不起来；高校普遍缺乏工程验证平台等硬件设施，企业又对早期技术风险较高的项目投资意愿不高，导致成果一问世就面临搁置；一些高校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乏系统性、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加之重要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没有明确和理顺，科研人员“跑市场”的积极性无法调动。

　　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堵塞点，让好的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走向应用并释放出价值，需要高校和能源企业双向发力，更需要好的政策和机制护航。

　　天津大学牵头承担的“氢能技术”重点专项中，参与创新研发的10家单位既有高校院所，又有龙头氢能企业。南方科技大学与中广核共建“辐射安全与材料基因工程应用”联合实验室，围绕堆型研发战略需求促进科研成果应用转化。得益于上海科技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全方位支持，采用该校技术的科创型企业已有50多家，其中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占比12%。在这些创业公司，教授和研究员成为公司创始人，他们开展能源类业务轻车熟路、卓有成效。如此，校企在基础研发阶段实现“捆绑”、两头锁定需求合作、科研人员能动性大大提升，一步步打破了创新成果束之高阁的困境。

　　科技成果转化不仅是能源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能源领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关键引擎，更是将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能源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路径。当高校的“书架”与能源市场的“货架”有机衔接，当人才培养的“实验场”与能源产业升级的“主战场”深度耦合，才能真正将科研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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